1980 温州越来越勇于表达自己

　　□本报记者 白锐

　　1980年，改革开放风起云涌，温州越来越勇于表达自己。

　　这一年，中国首次农村金融改革——浮动利率正式在金乡浮出水面。整个事件曾经惊心动魄，但最终一步步促使温州成为中国首个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

　　这一年，平阳一位基层干部在报纸上公开倾吐苦恼，全市上下掀起一场解放思想大讨论。在争辩与摸索中，“温州模式”道路越走越宽，越来越赢得世人注目和赞叹。

　　这一年，温州人纷纷涌进电影院、唱起港台流行曲。流行元素很快在温州土壤扎根，并开出属于自己的花朵。有人开始搜集磁带盒上明星的发型，有人开始研究电影里的装束，温州城乡街头巷尾，发型屋和服装店悄然走红，在此后岁月里，渐渐演变成温州的“全国标识”……


两位“金融人”和两个破天荒举动


　　陈礼铨和中国首次农村金融改革

　　浮动利率位列“温州模式”三大内容，并最终促成温州成为中国首个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陈礼铨绝对是有功之臣。但在当年，这可是“触犯政策红线”的事，是随时可能掉“乌纱帽”的。

　　1980年，金乡。谁也没有想到，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会从这座浙南小镇拉开帷幕。

　　陈礼铨正是中国首次农村金融革命——浮动利率改革的带头人。今年82岁的陈礼铨不老花，不驼背，声若洪钟。记者到访时，他正在看《参考消息》头条《周小川直指美元贬值拖累中国》，老人对金融老本行还是很关心。

　　站在今天看，浮动利率位列“温州模式”三大内容，并最终促成了温州成为中国首个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陈礼铨绝对是有功之臣。但在当年，这可是“触犯政策红线”的事，是随时有可能掉“乌纱帽”的。

　　让我们先把目光投向改革之初的金乡镇。

　　金乡人在割除一切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便已制售毛主席像章、红本本。改革开放春风一吹，金乡个体户更是如雨后春笋，争先恐后地发展起来。一边是急剧发展的个体经济，一边却是严重滞后的金融政策。当时银行机构不给个体户贷款，融资困难导致民间高利贷风行。国家基准利率月息6厘，民间两三分都贷不到。

　　此时的金乡信用社承担农业贷款与农民生活贷款，春放秋收，连年亏损。“能不能以信用社名义提高利率，抢占民间借贷市场呢？！”时任金乡信用社主任的陈礼铨开始思忖破解之策。可利率作为国家基本金融政策，最终浮动要国务院批准。陈礼铨心里像压着大山一样喘不过气来。

　　陈礼铨最终决定放手试一试。他甚至把解甲归田也考虑进去了。1979年下半年，陈礼铨通过市场考察，在国家基准利率月息6厘基础上，设立信用社专项贷款利率，即存款月息提高到1分，贷款月息提高到1分5厘，专门为个体经济服务。在把新设想上报给农行主管部门的同时，陈礼铨悄悄开始试行了。

　　他用自己的308元积蓄和信用社的1800元做了本金；同时说服镇党委把信用社迁出镇政府，在镇繁华地段租了两间店面办公营业。全社对利率浮动都不声张，但大家积极拉存款，找放贷，不久在金乡个体户中逐渐传开，原来门可罗雀的信用社，竟一下子变得门庭若市。

　　金乡信用社试行浮动利率，自然引起了农行系统的高度关注。1980年9月，国家农业银行总行派政策研究室主任丁非皆专门率队来金乡调研。经过半个多月调研，调查组觉得这事和法规相抵触，但又合情合理。“老陈，您就先试试吧。”丁非皆拍拍陈礼铨肩膀说。

　　“丁主任，口说无凭，您要把话记在我的笔记本上。”陈礼铨连忙拿来笔记本。

　　丁非皆提起笔，慎重写下了“在国家计划调节下，引导市场调节融通资金”18个字。

　　有了这18字，陈礼铨等人终于吃下定心丸。1980年10月1日，金乡信用社在门口贴出利率改革布告，“地下运行”近一年的浮动利率终于正式浮出水面。

　　浮动利率公开令民间闲散资金加速流动，金乡信用社一跃成为温州最活跃的信用社，存贷额大幅上升，当年就甩掉亏损帽子，三年盈余高达150万元。

　　浮动利率更为重要的作用是，调动金乡民间闲散资金最大限度投入到当地个体经济弥足珍贵的最初发展阶段，同时反过来也抑制了高利贷的盛行。

　　浮动利率初试成功，陈礼铨当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金融红旗手。其他信用社纷纷效仿，全国金融界人士对此高度关注。“那时连广东也一批批来人考察取经，有时一天接待三四拨客人。”利率浮动另一推手、苍南农行原行长陈岳清回忆，当时信用社常常为此人满为患。

　　可在试行之初，利率浮动并不是没有质疑之声，金融界甚至有人说是“瞎闹”，但这些杂音最终都在事实前逐渐平息。

　　为扩大浮动利率对个体经济的支持力度，1984年，市农行同意在金乡、宜山、钱库、灵溪、桥墩5家农村信用社推行利率浮动试点工作。同年5月18日，国务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到苍南考察，充分肯定这一创举“有利于促进农村商品生产健康发展”。央行行长这一重要表态，直接加快了浮动利率的“平稳着陆”。1987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决定批准率先在温州施行利率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号角正式吹响。在此后年岁里，浮动利率为温州个体经济全面开花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其本身也作为“温州模式”重要内容，名垂改革青史。

　　方培林和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

　　私人钱庄出现无疑是爆炸性的。挂牌第二天，四大国有银行集体上门抗议。但它发挥的实际功用广受好评，这最终促成央行自身改革，用温州人首创的浮动利率取代同样首创的私人钱庄。

　　温州农村金融改革还有一个印记不该被遗忘——方培林和方兴钱庄。和利率改革一样，方培林以自己的敏感和勇于创新，同样成为载入中国金融改革史的人。

　　方培林所在的钱库镇，上世纪80年代逐渐发展成为著名的小商品批发基地之一，这里的副食品、烟酒批发覆盖了温州周边多个县、市。批发业兴起产生了巨大的资金需求，和金乡的情况一样，钱库当时也是银行没存款，个体户贷不到款。民间借贷利息之高令许多小企业主望而却步，而农民手上却有众多闲钱。

　　“为什么不可以成立一个金融服务社，引导民间借贷市场呢？”方培林深入调查后，拿着材料向镇里申请。镇里专门召开一个镇委扩大会议讨论方案。两天后，镇领导告诉他说：要搞，干脆就搞个钱庄吧。

　　1984年9月19日，钱库镇政府专门发出红头文件：为改革经济体制，适应我镇商品生产迅速发展，狠刹社会高利贷活动歪风，经镇委研究，同意方培林同志试办钱庄。11天后，一条爆炸性新闻正式浮出水面，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白底红字招牌出现在钱库镇横街方家老宅。这个时间比人行温州分行开业，整整早了一个月。

　　然而钱庄毕竟是过气的名字，它的存在也势必对国有银行形成冲击。挂牌的第二天，四大国有银行的领导都找上门来，说钱庄不合法，必须关闭。第三天，人们发现“方兴钱庄”招牌不见了。可此时不足3万人口的小镇都知道了方兴钱庄，都知道他的运作，方家老宅依旧是人来人往——原来方培林把钱庄转向“地下”了。

　　1987年9月16日，温州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首批13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董朝才专门给方培林签字，“允许方兴钱庄继续试办，并请有关部门给予办理营业执照”。很快，工商部门发给营业执照。钱庄采取灵活策略，24小时服务，贷存款随时都可进行，弥补了银行在严格的法规体系内运行的种种不便。方培林经常不停地奔走于各大户之间，了解各家进货和售出情况及手头现金的余缺，在钱库及周边地区早期金融市场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1987年，央行决定率先在温州实施利率改革试点，温州的银行实行利率浮动。这个决定直接冲击钱庄。1989年，坚持了5年的新中国第一钱庄正式停业了。

　　方兴钱庄虽然停业了，但由此造成的金融业改革却再也无法止步。温州由此成为中国唯一一个设立民间利率监测点的试验区，成为中国利率改革的“晴雨表”。2002年3月，新一轮全国农村信用社浮动利率改革在温州试点。同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温州成为中国首个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翌年，央行上海分行又下发深化温州金融体制改革方案批复。

　　金融改革一直是要点、难点，纵观整个改革开放历史，没有一个地方像温州一样，带给中国金融改革如此持续的外部动力。从金乡到钱库再到整个城乡，温州人以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属于这座城市的传奇。



陈敬练和持续三月的温州大讨论


　　28年后回首往事，陈敬练眼泛泪花。他的《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的苦恼》今天看来并不“出格”，但在那个年代敢于如此直言，敢于如此公开讨论，依然叫人心生敬重。这个大讨论最终为“温州模式”形成打下良好思想基础。

　　1980年，温州的另一件大事是：出现了一场空前的全民大讨论。基层干部陈敬练成了引燃这场讨论的起始点。

　　陈敬练时任平阳县城西公社主持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要放宽政策，搞活经济。城西公社以及温州许多公社，都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经济复苏、农民奔忙，大伙分成小分队，包产到组，不少农民跑供销，做生意，搞小工厂，形势喜人。

　　然而，那时有不少干部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对改革出现的新生物看不惯、想不通，他们不敢把上头文件传达给农民，甚至派工作组下乡“纠偏”。说是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但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明。许多乡镇基层干部感到非常难办，一肚子的苦恼，却又不敢挑破说。

　　军人出身的陈敬练站了出来，1980年初，一次县里开会，其他干部说成绩、谈计划，陈敬练上台却一口气问了13个“为什么”，把农村基层出现的混乱现象特别是自己的苦恼一股脑儿全都倒了出来。这13个“为什么”引发全场震动，一些领导脸色很难看，但更多人心里强烈共鸣，为陈敬练叫好。

　　恰在这一年，《温州日报》前身《浙南日报》复刊，日报记者敏感意识到事件的价值。他们在采访中发现该现象普遍存在。当年9月，日报两位记者找到陈敬练，请他就此给报社写一封来信。在军队本是笔杆子的陈敬练很快写就一篇千字文，对于刊出后可能引发大讨论并且带来意想不到的压力，陈敬练也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

　　让我们重温一下陈敬练当年的苦恼吧——

　　编辑同志：

　　去冬今春以来，农村围绕着放宽政策和所有制动荡产生的一些混乱现象，给基层干部带来为难，不少干部为此感到苦恼……城镇出现“夫妻店”、“兄弟厂”，那么农村分田到户，“父子队”、“兄弟队”有何不可？！……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包产到组与分队的界限也不清……政策放宽一点，怎么放，宽到什么程度？哪些该放宽？哪些不该放宽？我们基层干部心里没底，请教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他们也说不出道理……

　　1980年9月27日，这封信在《浙南日报》一版显要位置刊出，题目就叫《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的苦恼》，文章同时配发编者按，欢迎广大读者，特别是农村干部踊跃来信，参加讨论。

　　28年后重读这封信，陈敬练感慨万千，眼泛泪光。以今天眼光看，这封信并不“出格”，但在那个风气尚未开放、许多地方都有禁忌的年代，陈敬练敢于如此直言，日报敢于如此公开讨论，依然叫人心生敬重。

　　一石激起千层浪，陈敬练的“苦恼”迅速在温州全市城乡引起强烈反响。许许多多读者，包括农村基层干部，包括地、市机关干部都积极来信来稿，各抒己见，就解放思想、领会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畅谈看法。

　　从1980年10月2日开始，日报专门开辟“《一个农村基层干部苦恼》引起的讨论”专栏，先后持续三个月。其间刊出了《不能把“苦恼”归咎于放宽经济政策》和《“穷”是最大苦恼》等许多有份量有意义的文章。讨论得到广泛认同，1980年11月13日，《浙江日报》发表综合性新闻，称赞这是“一场有意义的讨论”。温州地委党校还把讨论作为基层干部轮训班的重要内容，组织大家提高认识，奋发工作，以实际行动投身改革大潮。

　　在这个广泛的讨论中，陈敬练和基层干部们进一步领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消除了“苦恼”。1981年2月，日报记者再次走访陈敬练时，陈敬练收获了“鞭策、鼓舞与希望”，通过对中央文件深入学习，信中提到的“放宽政策”、“包产与分干界限”等问题，都在实际工作中有了不同程度的解决。

　　然而真正意义远非如此，温州老报人蔡育麟后来在其著作《为“温州模式”鼓与呼》中指出，这个讨论不仅进一步解放了温州干部群众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它消除顾虑、纠正错误，树立起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从而为“温州模式”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站在今天的历史坐标看，这个大讨论其实是“温州模式”形成和发展思想大发动的首个阶段。温州人思想变得更加活跃，变得更加敢说敢做。由此延伸出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联产承包”、“专业承包”乃至“胆大包天”、“无所不包”，温州人和温州模式在争辩与摸索中，道路越走越宽，越来越赢得世人的注目与赞叹。


何畏和第一支温州流行乐队

　　1980年，温州人开始大胆表达自己的情感。爱情电影《庐山恋》几乎场场爆满；罗大佑《童年》和邓丽君《甜蜜蜜》引发第一代青年偶像热。与此同时，流行元素很快在温州土壤里扎根，并开出自己的花朵。

　　1980年，温州用金融创举与思想大讨论展现自己，随着体制的松动和各种新事物的涌现，温州人也大胆开始表达自己的情感。

　　爱情电影《庐山恋》这一年上映，温州电影院几乎场场爆满；罗大佑的《童年》和邓丽君的《甜蜜蜜》隔岸传来，处在东南沿海的温州，比其他地方更早开始追逐起第一代青年偶像。

　　温州电影人今天还在留恋1980年前后的观影盛况。老电影工作者胡国光回忆，粉碎四人帮后，上百部被禁锢的影片陆续上映，许多新片开拍。1980年，《庐山恋》、《天云山传奇》等新片让温州青年像发了疯似的；同年，刚刚复刊的《大众电影》杂志大胆地发表了一张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的剧照，照片是一对青年恋人激情接吻的镜头。这个破天荒之举传到温州时，一边是青年人的喜闻乐见，一边却是少数老同志的疑问，这样的东西会不会带坏年轻人？！

　　当时温州只有大众、瓯江、新中国、解放等四个电影院，由于大家看电影热情实在太高，市委礼堂、温州剧院以及许多工厂大厅都腾出来放映，从国产的影片到日本的《望乡》、《生死恋》以及欧美的《冷酷的心》、《叶塞尼亚》等等。市区各放映单位相继实行“敞门入场”的办法，不撕票，打开大门让观众进来，当时五分钱就能看一场电影，电影上座率高达95%以上，无票的人自然很难找到座位。

　　胡国光最难忘的是1980年农历新年那天，市区各大影院上映越剧戏曲片《碧玉簪》，24小时场场爆满，许多市民三更半夜从梦中醒来，不顾当时天正下着雨夹雪，毫不犹豫地奔向电影院，那情那景，真叫人动容。

　　第一代流行音乐偶像也在1980年前后诞生。邓丽君、罗大佑、刘文正，还有许冠杰、甄妮，在温州街巷中慢慢开始传唱开来。当时国内市面上还很难买到这类磁带，地处东南沿海的温州，早期偶像们伴着“四喇叭”卡带机成为“舶来品”。温州比别的地方能更清晰收到台湾电台，解放路等繁华地带，有人把最新听到的流行歌曲翻录成磁带，几分几角叫买，歌声、叫卖声飘进温州人的耳蜗，植入温州人的记忆。

　　如今是温州通俗音乐学会会长的何畏，1980年正在杭州读艺术学校，此时他心里已有了成立乐队的萌动。“每个假期回来，都觉得温州流行比其他地方快一拍。港台新磁带别的地方影子还没有，温州已经有人学会在唱了。我们很多人也想搞个乐队什么的。”

　　流行文化是时代符号，是宣传器，是播种机，在那个刚从禁锢中走出不久的岁月里，这个作用尤为明显。漂洋过海的流行元素很快在温州土壤里扎根，并开出属于自己的花朵。有人开始收集磁带盒上明星的发型，有人开始研究电影里演员的装束，温州城乡街头巷尾，发型屋和服装店悄然走红。在此后岁月里，它们渐渐演变成温州的“全国标识”。

　　何畏和他的同伴们在流行乐追求上也没有停步。1983年，返乡的何畏正式成立了温州第一个流行乐队——日月星乐队。日月合在一块就是明，这个寄托美好愿望的乐队虽然最终没在更大范围内大红大紫，但却开了风气之先。温州音乐人传唱最新听到、学到的港台歌曲，并且巧妙地加入自己的元素，在全国开始受到欢迎。

　　到了1986年，温州摇滚乐队、流行乐队等各种乐队发展高达70多个。当时全国演出虽以“走穴”居多，但与内地其它乐团同台时，温州乐手受到的欢迎程度今天看来都非常令人羡慕，先后走出的吴涤清、何畏等人就是明证。1989之前，温州一度和广州、深圳、上海一起，并称为“中国流行乐四城”。

　　回首1980，那是一个激情萌动的年岁，那时一个充满未知新鲜的年岁，温州人无论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血液里的争先基因，已经开始一个个被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