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信息突起”与“票证淡出”双双起舞

　　□本报记者 王 浩

　　1983年，几个苍南金乡的农民办了一个“经济信息所”，凭着一份份报纸，利用一本本电话号码簿，所办的小厂一年到头就有做不完的业务，财源滚滚而来……金乡供销大军和家庭工厂发明的“三分邮票，网罗天下市场”创举，招揽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凭着“一双手、两条腿、三分邮票和四小产品”，金乡人闯出了一个小商品大市场，金乡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金子之乡。

　　1983年，媒体刊发的一则通告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是一则商业部的通告，其内容为：从12月1日起，全国临时免收布票、棉絮票，对棉布、棉絮敞开供应。温州街头穿跳舞裙的女孩一下子多了起来，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金乡人

　　和信息革命时代

　　三分邮票揽来全国订单

　　每天，还未开门，金乡邮电支局门口大街上就排起了长长的前来邮寄业务信函的队伍，他们有的挑着箩筐，有的推着板车。工作人员根本来不及加盖邮戳，只能让顾客自己拿着邮戳一通狂盖。1983年上半年，业务信函日均10万封，最多一天为30万封。业务信函如雪片般飞向全国各地，很快就招揽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

　　20多年前，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撰写的《第三次浪潮》风靡世界，在书中他指出，人类已进入了“第三次浪潮”，即信息革命时代。

　　1983年，东南沿海一个叫金乡的小镇上，几个农民办了一个“经济信息所”，他们坐在家里，凭着一份份报纸，利用一本本电话号码簿，加上两大本工商目录，所办的小厂一年到头就有做不完的业务。

　　许方枢就是这个“经济信息所”的带头人，当时他与他人合股办了个生产塑片的小厂，在那个信息相当封闭的年代，许方枢已意识到市场情报的重要，于是，他们订了114种报刊，收罗全国所有大中城市的电话号码簿，而新华社编印的工商目录，出一册购一册。将各类信息分类整理成册，俨然成了一个“经济信息所”。一旦收集到有企业上马，马上分析对方对卡片需求情况。我国建设的第一座核电站的消息见报后，他们认为核电站的保障工作繁重，仓库肯定少不了，马上发函联系仓库活动卡的业务，并随同寄去了样品，就这样，一笔生意敲定。就是这个“经济信息所”，给许方枢和他的伙伴带来了滚滚财源。

　　当年在金乡邮电支局工作的杨建祖见证了金乡供销大军和家庭工厂导演的“三分邮票，网罗天下市场”的壮举。上世纪80年代初，金乡邮电支局位于文昌阁老街，邮政业务厅只有20多平方米。每天，还未开门，街上就排起了长长的前来邮寄业务信函的队伍，他们有的挑着箩筐，有的推着板车。面对如小山般的业务信函，工作人员根本来不及加盖邮戳，只能让前来寄业务信函的顾客，自己拿着邮戳，一通狂盖。1983年上半年，业务信函达到了高潮，日均10万封，最多一天为30万封。业务信函如雪片般飞向全国各地，很快就招揽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而金乡邮电支局邮政业务部又开始了承接当年的第二类大业务，邮寄装有各类小商品的包裹。杨建祖记得那时，他们常常加班，而下班时，经常爬窗户，因为包裹太多了，房间里堆得满满的，以至于连门也打不开了。5吨的邮政车每天都装得满满的，而且隔三差五还要增加班次。当年金乡一个镇的邮政业务量占全县的60%。

　　发信函联系业务，商海捞金，是金乡人当年根据实际情况，发明的独门武器。金乡的四小商品（徽章标牌类、证件类、商标类和卡片类），市场面广，量大但利薄。靠人去跑业务，显然事倍功半，但广发业务信，诚邀天下客商，却是事半功倍。其实，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金乡人的创举层出不穷，如率先实行浮动利率，率先开展挂户经营，而每次切合实际的创举，都强有力地推动了金乡的经济发展。

　　一家徽章厂的风雨路

　　为联合国维和部队生产军徽是多么光荣的事，哪怕不赚钱，也要保质保量完成。当然，作为一个精明的生意人，陈加枢也敏感地意识到这背后潜在的巨大商机，因为联合国维和部队是由多个国家部队组成的，这个潜在的市场太大了。

　　金乡是靠四小商品（徽章标牌类、证件类、商标类和卡片类）起家的，商品虽小，但金乡人拓展市场的本事十分了得，硬生生用小商品做出了一个大市场。曾经有个非官方的统计，全国89%的食堂磁卡、饭菜票出自金乡；全国91%的单位证件、学生徽章来自金乡；金乡还包揽了全国大部分著名白酒标识和包装盒的业务。

　　金乡徽章厂20多年的发展历程，完美演绎了小商品、大市场的全部内涵。

　　1983年5月，27岁的退伍兵陈加枢和四个朋友合股，购置了一些做徽章的机械设备，创办了金乡徽章厂，这是金乡第一个走出家庭作坊而用机械设备生产徽章的厂。然而工厂发展并不顺利，几个股东都退出，陈加枢独自接管了处于亏损状态的徽章厂，苦心经营。

　　1991年4月，一次偶然的巧遇，让陈加枢抓住了一个商机。那天，陈加枢到上海徽章厂参观，恰巧遇到了在该厂考察的美国军需品公司格林公司的董事长巴力丁斯坦先生。陈加枢盛情邀请巴力丁斯坦先生到金乡徽章厂在上海的办事处，观看他们厂生产的各类精美徽章。后来，巴力丁斯坦先生两次赶往金乡进行突击考察，最终认可了该厂的产品和价格，决定将美国陆海空三军军徽的生产合同交给陈加枢，要求他每月向美军提供5万枚景泰蓝徽章。

　　1993年春节，一个温州华侨从美国给陈加枢打来电话，说美国34万名警察要换装。陈加枢立即飞往美国，几经周折，终于拿下了这笔订单。让陈加枢意想不到的是，由美国警察总署介绍，联合国秘书处发来信函，询问金乡徽章厂能不能保质保量完成联合国维和部队军徽的生产任务。为联合国维和部队生产军徽是多么光荣的事，陈加枢想，哪怕不赚钱，也要保质保量完成。当然，作为一个精明的生意人，陈加枢也敏感地意识到背后潜在的巨大商机，因为联合国维和部队是由多个国家部队组成的。果然，这之后，陈加枢又先后接到了为英国、俄罗斯、沙特、阿根廷、老挝等国家生产军警徽章的业务。

　　把小小的徽章作成大生意的陈加枢始终有个理想，那就是要成为“世界徽章大王”，虽然他的金乡徽章厂规模还算不上是世界徽章领域的巨无霸。但他说，人总要有个理想，那样才有奔头。

　　这片热土曾有观点激荡

　　改革开放意味着许多新生事物的不断诞生。走在前列的金乡为世人所瞩目，赞许、疑惑、责难，各种各样的观点，在这块热土上激烈地碰撞。而金乡的普通百姓却从未为此而陷入争论的旋涡，他们兀自商海弄潮，乐此不疲。

　　改革开放意味着许多新生事物的不断诞生，而这些新生事物的成长壮大，必然伴随着来自保守主义者的疑虑、来自僵化的教条主义者的非难和指责，当然还有来自思想解放的专家和领导的赞许和支持。

　　目前担任金乡镇企业家协会秘书长的金钦治，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期，在金乡镇担任镇委书记。对于当年关于金乡镇改革开放的超前行为的几次调查和争议，记忆犹新。

　　1983年底，温州市召开“温州模式”研讨会。当时，金钦治准备就金乡蓬勃发展的喜人局面，做小商品、大市场的专题发言。谁知在他登台发言前，市里有位领导把金乡批了一顿，说什么金乡只讲“小”，难道温州的工业不能搞大吗？把温州人的志气都讲没了。对于这位市领导的意见，金钦治很不服气，刚刚挣脱贫穷的苦海，市场经济还只是初春的萌芽，有什么实力搞大的？金钦治硬着头皮上台，从小商品、大市场，小规范、大协作，小老板、大作为，小工厂、大效益等四个方面阐述了一个关于大小的辩证法。他的发言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当时与会的中国社科院教授孙越站起来为金钦治鼓掌，并说：“今天的发言很好，小镇长敢与大市长争论，说明了温州人的思想解放。”不久，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来金乡考察，之后，在其撰写的关于“温州模式”的调查报告中，有一个章节就是“小商品、大市场”。

　　1983年至1987年，改革开放走在前列的金乡为世人瞩目。每天要接待至少一批来自各地的考察队，最多一天有6批。赞许、疑惑、责难，各种观点，在这块热土上激烈地碰撞。而金乡的普通百姓却未为此而陷入争论的旋涡，他们兀自商海弄潮，乐此不疲。

　　1983年 金乡人富了

　　1983年岁末，算盘一打，金乡的干部和群众都乐了。全镇产值超过2000万元，上缴国家的税收达121万元。信用社个人储蓄高达220万元，最多的一户整整4万元，为全县之冠。可别小看这组数字，因为在当时，虽然号称金乡，但还是穷得叮当响，1979年，全镇个人储蓄，只有可怜的200元。

　　经济发展，收入增加，金乡人的生活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从1979年到1983年，全镇新建住房面积14.4万平方米，人均住房增加7.5平方米。新增自行车700多辆。300多户人家拥有了电视机，40户人家用上洗衣机，20户人家添置了电冰箱，38户人家装上了电话。

　　物质生活的提高，带来了群众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金乡影剧院电影放映场次，比上年增加32%，金乡书店的营业额比上年增加31%。

　　据此，当时的《浙南日报》刊登了一篇反映金乡人富足的报道，题目非常直白：金乡人民富得流油。

　　1987年，金乡镇成为温州市第一个产值超亿元的集镇，成就了一段辉煌的历史。

　　告别商品匮乏 票证渐次退场

　　街头穿跳舞裙的女孩多了

　　1983年的《浙南日报》上有一则商业部的通告：12月1日起，全国临时免收布票、棉絮票，对棉布、棉絮敞开供应。1984年起不再发布票、棉絮票。这则通告宣告，在计划经济时代，因商品匮乏，应运而生的大量票证开始渐次退出历史的舞台。

　　1983年12月初的一天，家住市区东门的初中女生许捷放学回家，发现妈妈正在摆弄一块印有漂亮图案的花布，说是要给许捷做一条跳舞裙。这让许捷十分惊讶，因为，在她的记忆里，只有过年才有新衣服穿。妈妈告诉她，报纸上说买布不要布票了，所以就多扯了几尺。妈妈对眼前这个正处在花季年华的女儿，一直抱有一种无奈的歉意，因为布是凭票限量供应。当得知棉布敞开供应后，妈妈立即萌生了给女儿做一件漂亮跳舞裙的念头。当天晚上，妈妈借用邻居的缝纫机，为许捷赶制了一件漂亮的跳舞裙。现在市区一家医院工作的许捷，回忆起当年的往事，依然有几分兴奋。第二天，她穿着新裙子上学，本想“炫”一下，谁知班级里有好几个孩子都一身光鲜。在以后的日子里，许捷发现街头穿跳舞裙的女孩明显多起来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许妈妈在当年《浙南日报》上看到的是商业部的通告：12月1日起，全国临时免收布票、棉絮票，对棉布、棉絮敞开供应。1984年起不再发布票、棉絮票。这则通告宣告，在计划经济时代，因商品匮乏，而应运而生的大量票证开始渐次退出历史的舞台。

　　历史上我们有过太多的票证

　　除了粮食部门发的粮票和油票外，由商业部门发的日常生活用品票，就有猪肉票、食糖票、煤球票、火柴票、烟票、酒票、肥皂票等10多种，当时十分紧俏的工业品也是要凭票购买的，这些抢手货的票十分稀少，100多人的单位一年可能才分到一两张。

　　布票、棉絮票开始退出历史舞台，这标志着延续30年的凭票供应开始出现了松动。回顾历史，我们有过太多的票证——

　　1953年10月16日，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是年12月11日，温州市区开始实行粮食计划供应。

　　1954年，实行棉布统购统销和棉花统购后，棉布和棉絮也实行凭票供应；同年，煤油也实行凭票限量供应。

　　物资的极度匮乏，使得票证种类越来越多。

　　曾在温州市商业局工作的陈光芒，做过一个统计，除了粮食部门发的粮票和油票外，由他们商业部门发的日常生活用品票，就有猪肉票、食糖票、煤球票、火柴票、烟票、酒票、肥皂票等10多种。

　　除了这些日常生活用品，许多当时十分紧俏的工业品也是要凭票购买的。如那个年代三大件的：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但这些抢手货的票十分稀少，100多人的单位一年可能才分到一两张，王先生是1983年大学毕业的，分到市区一所中学当老师。记得那年，学校里分到两张凤凰69自行车票，让人十分眼馋。学校领导按惯例处理：抓阄。这个大概也是那个商品匮乏的时代的延续下的特殊方法。

　　计划经济时期生活得有计划

　　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每个家庭主妇或主男都有一份精打细算的计划表。若没有计划，就可能造成一家人月初吃撑着，月底饿肚子。过年想添新衣时，却傻眼了，布票早用光了。而孩子很怕家里来重量级的客人，因为这样一家人可能很长时间不知肉味。

　　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每个家庭主妇或主男都有一份精打细算的计划表。大到一年何时给家人添新衣，小到每天用多少米，非常细致。如若没有计划，就可能造成一家人月初吃撑着，月底饿肚子。过年想添新衣时，却傻眼了，布票早用光了。

　　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最可怕的是非计划的意外。当时的孩子很怕家里来重量级的客人。那时，妈妈就会喊，小三，去割一斤肉来。肉烧好了，端上桌，孩子一般是不能动筷子的，只能望着香喷喷的红烧肉，口水往肚子里咽。客人吃好喝好，走了。而他们一家人可能要很长时间要不知肉味。

　　当然，这是小意外，并不会给计划内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从市粮食局退休的诸华国，讲述的一件事，确实让人唏嘘不已。当时，票证是一个季度发一次，所有的票都夹在购粮证内，装订好，由工作人员在指定地点发放。一回，隔壁的郑先生一脸忧愁找上门来，原来郑先生领了一家5口的票证后，回来的路上不慎丢了，问他能不能帮他补一份？这那能补呢？所有的票证都是按人头严格发放的。虽然讨了一些票，但大家手头都紧，只能救急，不能真正解决问题。那个季度，番薯丝成了郑先生一家5口的主食，把他们的眼睛都吃绿了。

　　对于为何从1983年12月10日起，全国临时免收布票、棉絮票，对棉布、棉絮敞开供应。1984年不发布票、棉絮票。其原因当年商业部的通告写得非常清楚，那就是随着棉花的连年增产和化纤工业的发展，纺织品资源日益充裕。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商品日趋丰富，票证开始渐次退出历史的舞台。

　　1985年猪肉价格放开，肉票悄然作古。随后，食糖票、煤球票、烟票、酒票、肥皂票等相继失去流通的功能，成了收藏家的珍爱。

　　1992年12月31日，随着最后的粮票的停止发放，温州人终于告别了长达40多年的票证时代。取而代之的是，琳琅满目的商品。想买的话，只需钞票，不要票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