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我们走上对外开放最前沿

　　□本报记者 潘振恺

　　1984年，温州大事多，好事频频。这一年，乐清“八大王”被无罪释放，恢复名誉；后来成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的苍南县龙港镇，在鳌江南岸一个叫方岩下的小渔村挂牌成立；温州境内第一座跨江大桥——瓯江大桥建成通车，从此温州出行不再“水路一条”；温州金融改革的新事物——府前信用服务部成立，成了往后金融改革的一大典范；温州大学和龙湾区先后于当年底建立，给温州培养了急需的人才，也为日后的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奠定基础……

　　最令人难忘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温州等全国首批14个沿海港口开放城市。我们这座在共和国版图上并不起眼的小城，从此被推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构建一个全方位

　　对外开放的平台

　　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全国首批14个沿海港口城市，温州名列其中。从这一天起，温州享受中央给予扩大地方权限和给予外商投资者若干优惠的待遇。

　　这则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温州这座偏居一隅的城市被推到时代的前列。然而，温州的对外开放并非一帆风顺，甜酸苦辣咸尽在不言中。时隔20多年，当年的亲历者回忆这段经历时依然唏嘘不已。

　　审时度势建立龙湾区

　　列为对外开放城市，意味着可以建经济技术开发区。时任市委书记的袁芳烈以其远见和睿智看到这一契机，决心在中央尚未批准温州建设开发区前，先期铺开准备工作。

　　基于这，市委决定成立一个龙湾区。整个区划面积确定为61平方公里，包括一乡一镇，外加黄山村、黄石村，是全市最小的一个县级行政区，为往后审批和建设温州开发区做好准备。

　　责任重大，任务艰巨，由谁担当重任呢？知人善用的袁芳烈亲自点将，由时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孙成堪履职龙湾区委书记。

　　当时孙成堪任宣传部长仅半年多时间。然而，市委领导的考虑是全面的：孙成堪身为常委，是浙江大学工程物理系的毕业生，又有多年在基层担任领导的经历，熟悉经济工作，年方40来岁，这对将来主要搞对外开放、经济建设的龙湾区班子一把手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

　　12月27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肩负着温州对外开放、经济开发重任的龙湾区正式宣告成立。成立仪式颇为隆重，当时的市长卢声亮在发言中希望龙湾创造出“龙湾速度”，加快改革和建设的步伐。孙成堪郑重表态，充分利用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的大好形势，早日把龙湾建设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困境中拉开大建设架势

　　百业待兴之时，面临的困难比原先预料要多得多，任务也分外艰巨。

　　因没有行政用房，区委区政府的办公楼设在茅竹岭半山腰一座废弃不用的旧营房里，离状元镇3公里。全区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没有自来水，没有工业电网，甚至连电话也是上世纪50年代留下的农用手摇式的。这时候已到了年底，许多重点项目的建设将于新年在区内陆续铺开，温州机场要上马，两个万吨级码头要兴建，电线要拉进来，电话通讯要搞起来，气象设施也要跟上来……龙湾要想建成为繁荣的新城区，当务之急是公路，公路不建好，建设开发区就是一句空话。而实施这一切又靠什么？靠的是人，一批德才兼备、开拓奋进的干部。

　　于是，一批批选派的、推荐的、自荐的精兵强将，先后从市区和各县涌向龙湾。这些干部几乎都是抱着建设开发区的理想而满腔热情地奔赴而来的，其中有一位乐清来的年轻干部是独生子，瞒着母亲调了过来。

　　一时间，大建设的架势随即拉开。区委区政府的决策者兵分数路，有的远涉千里取他山之石，有的踏遍全区山山水水规划蓝图，有的下村划地来个土法上马先用后征。于是，已经筹集了款项的项目迅速破土动工，尚未落实资金的项目加紧规划设计，无法拿到国家贷款的项目不等不靠自己创造条件……

　　关键时刻作出勇敢抉择

　　正当全区一派热火朝天之时，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1985年3月14日，一份盖着国务院鲜红大印的批文从北京飞来：“考虑到目前的主客观条件，近期内（龙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不宜动工。”

　　这“不宜动工”，意味着龙湾向国家要政策、要贷款的期望统统成为泡影。消息一传开，当时的内外压力非常之大，令人始料不及。在外部，有人指责市里领导成立龙湾区是头脑发热，还有人提出既然不宜动工，龙湾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在内部，许多干部思想动荡不安，人心浮动，不知何去何从？

　　摆在面前有三个选择：一是就此偃旗息鼓，顺势而下打马回营；二是守住摊子，走城郊型经济的路子；三是切断退路，破釜沉舟，继续坚持走对外开放的路子。

　　在这关键时刻，龙湾区领导班子，没有向困难低头，也没有考虑个人利益，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分析、讨论，调整，但最终仍选择了走对外开放的路子。

　　从此，龙湾人踏上了坎坷、艰辛的自费开发之路。

　　时代拓荒者令人崇敬

　　阳光总在风雨后。自这以后，龙湾区先后进行了状元新街的建设，无条件地支持了温州机场、龙湾万吨级码头和机场公路物建设，动工建设了龙湾出口工业区。

　　1990年，随着温州机场的通航，来温考察访问的各方人士骤增，为温州争取开发区的审批创造了有利条件。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谈话发表后，改革开放迎来了新的机遇期，温州终于如愿获得国务院批准，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一年，省政府还批准建立市扶贫开发区和市农业高新科技示范区。

　　历时8年，龙湾区领导班子以时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终于实现了当初的夙愿，确立了龙湾作为我市对外开放的窗口地位。亲历龙湾对外开放这一过程的孙成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地说，在当初的重重困难面前，我们靠的是坚忍不拔的毅力和无畏无私的精神，认准目标迎难而上，终于从困境中挺了过来。

　　傲立改革涛头的时代拓荒者，其胆识和胸襟令人崇敬！

　　诞生一座农民们自己的城市

　　在鳌江入海口南岸一个叫方岩下的小渔村，这一年发生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诞生了中国第一座“农民城”。斗转星移，沧海桑田，龙港，这座由农民们自己建造的城市从那时开始破浪前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迹。

　　“农民城”早已家喻户晓，然而她是在哪种背景下诞生的却鲜为人知。前不久的一天，“农民城”的创始人陈定模受记者采访时讲述了当年那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两户”乔迁龙港成泡影

　　当时，在刚刚建县的苍南大地上，金乡的标牌证章、宜山的再生纺织、湖前的塑料编织、钱库的贸易活动等迅速崛起，涌现了许多个体户和万元户。县里考虑一江之隔的鳌江镇已成为平阳的经济中心，经报批将鳌江南岸的宜山区10个村划出设立龙港镇，希望建成苍南的经济中心。龙港镇于当年3月在方岩下村挂牌，全镇常住人口不足7000人，是当时全县最小的一个乡镇。

　　然而，如何建设龙港呢？一个月后，当时苍南县委书记胡万里、县长刘晓骅将钱库、宜山和金乡三个区公所的区委书记，齐聚龙港。当时的龙港镇党委政府尚在一个破旧招待所里办公，会场的气氛也较为沉闷，大家都说龙港是个穷地方，上级又不可能给钱，建设是一句空话。胡万里问时任钱库区委书记的陈定模有何好点子？陈定模说，办法倒有，既然没钱，何不将三个区的个体户、万元户动员起来，迁到龙港来？话一出口，大家议论开了，许多人都说“两户”抽走了，三个区怎么办？陈定模说，高的树移走了，矮的树还会长出来，很快又会冒出一批“两户”。胡万里先是静静地听着，最后拍板了，说老陈的意见有可行性，那就先由老陈带个头吧。

　　得到领导的肯定后，陈定模心里很激动，回到钱库就四处动员，结果在短短的十多天里，先后有900多个“两户”报名愿意迁到龙港。陈定模带着这批档案，只身乘船来到龙港。当时的一名副镇长看过档案后劈头就说，这批人迁来后户口和粮油供应如何解决？建房的土地怎么审批？劳力如何安置？将来子女如何就学……一句话，这事不能办。其结果是，陈定模兴致勃勃地来，郁闷不乐地走，只得将这份沉甸甸的档案束之高阁。从这里起，陈定模的心头有了个解不开的“龙港情结”。

　　创始人如愿走马上任

　　没料想，机会来得会是这么快。紧接着，区公所因机构改革被撤销了，县委拟调陈定模到县城乡建设指挥部任主任。干部任命将于5月31日宣布，陈定模于头天下午获知了这一消息。那一夜，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到第二天凌晨毅然决定，宁愿“官降几级”，也要到龙港工作。他起个大早，急匆匆地从钱库赶到县城，先是找到胡万里谈了自己的想法，后又登门向刘晓骅保证，如果能到龙港工作，我不要财政一分钱，三年内建成一个龙港城。陈定模还言辞恳切地说，如果我以权谋私，就按党纪国法惩处好了。真情的话语说服了两位领导，眼下龙港正缺干部，陈定模平时创意较多，可以放手让他一试，县委临时决定由陈定模担任龙港镇委书记。这一改，许多人事都得跟着变动。结果是，原定上午9时宣布的调令，拖了近两个小时。

　　这位后来的“农民城”创始人，就这么走马上任了。6月3日，当陈定模乘船来龙港时，谁也不认识他。镇里的文书问，这位同志你找谁？陈定模说，我是来镇里工作的……

　　当时的龙港除了一片矮屋就是荒滩，全镇仅有20门手摇电话交换

　　机，镇内甚至很难找到一家理发店，这样的地方想建小城镇，简直是天方夜谭。陈定模那些日子天天在镇内转悠，心想非常之时必得非常办法，手头没钱，他向河底村借了3000元，将镇里的干部分成10个小组，分头到周边的乡镇游说，动员大家迁到龙港来。陈定模还将原先报名的900多个“两户”再次动员起来，就在镇前的龙翔路落户，一律要求房子建到五层以上，要让后来者看到，龙港是座新兴又富有活力的城镇，到这里来大有希望。

　　短短几个月内，报名来龙港的人数就有几万人。

　　一个奇迹就这样诞生

　　人被引过来了，但建设资金哪里来？陈定模又是突发奇想，提出了“谁建设，谁投资，谁受益”的办法，通过政策变通在土地出让时征收公共设施费，解决各项设施建设资金。陈定模这项创造性的土地有偿使用，比全国性的这项政策推行提前了近十年。

　　一时间，龙港镇内到处是大兴土木的建设场景，人越聚越多，房子越建越高，马路越伸越长，开始引起外界的关注。到1986年，全镇人口已扩展到3万多人，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和媒体记者等纷至沓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渔村，已崛起一座崭新的城镇。

　　随着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大，陈定模宣称龙港是座“农民城”，有人说叫“农民城”太土了，会被人笑话。陈定模铿锵有力地说，世界上城市千千万，但农民城只有龙港一座，龙港是农民们建造的城市，我们就这么叫下去！

　　一切都归功于好时代

　　龙港一起步就显出大手笔的架势，城内主要道路设计路宽均为30米至50米，而当时的中等城市主干道也仅20多米。按照当时的规划，上世纪80年代末人口为10万，90年代中期为15万，新世纪初达到中等城市的人口规模。一些好心人劝陈定模别这么“张扬”，陈定模却坚定地说，我们不但要建起城市，还要为今后农民过上好日子早做准备。

　　由于各种原因，陈定模于1989年10月离开龙港，但此时的“农民城”已经扬起风帆，以不可阻挡之势发展和繁荣起来，原先的规划均得以较好实现。龙港至今已拥有“中国印刷城”、“中国礼品城”等四张“国”字号金名片，各种桂冠不胜枚举。这位创始人和“农民城”跟温州模式、跟中国农村城市化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现已年近七旬的陈定模谈起这段辉煌历程时显得恬淡、深沉。他说，任何改革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如果当初上级不给我机会，不支持我干下去，也不会有今天的“农民城”。归根到底，是我们逢上一个好时代，是改革催生了“农民城”。

　　创办一所浙南片区综合性大学

　　这一年，温州高等教育史上掀开新的一页——创办温州大学，我市乃至整个浙南片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一所综合性大学。

　　从当初的设想，到开始筹建，再到首届招生，温州大学仅花了七八个月，时间之短、速度之快堪称高等教育史上一大奇迹。这是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又一大印证。

　　要办就办综合性大学

　　就在温州大学创办前，我市已有温州医学院和温州师范专科学校，但仅培养医护和教育方面的人才，温州的考生考取外地的大专院校名额小、分数高，难以培养急需的各类人才。因温州要办高等院校的呼声日渐高涨，省政府和省教委于年初决定在温州创办一所高等专科学校。

　　到底应该如何办学，大家心里都没底。

　　4月下旬，市委、市政府在上海举行了在沪温籍专家、学者经济振兴恳谈会。与会人员在谈到人才匮乏时，也一致认为温州应办一所大学，并推举时任复旦大学名誉校长的苏步青院士（学部委员）出任名誉校长。会后，分管文教的副市长魏萼清拜访了苏步青院士，苏老一听家乡要办大学非常高兴，并告诫说：“千万不要走老大学的路子，温州急需什么人才就培养什么人才，最好办一所侧重理工和经济管理方面的综合性大学。”

　　不久后，苏老还给魏萼清写来一封长信，详谈办大学的构想。这封信后来成了温州大学的办学思路。

　　争来“温州大学”校名

　　办大学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到底叫什么名字一时争议颇多。我市提出叫“温州大学”，而省里最初不同意，说此前的宁波等申请以城市的名字创办大学也没同意，温州只能办个高等专科学校。

　　魏萼清带着市领导的意见多次前往杭州，向省政府呈报《关于筹建温州大学的请示》。6月，在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温州代表递交了《要求从速批准筹建温州大学的议案》，力陈创办温州大学的意义和温州人民的迫切愿望。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省政府于7月中旬批准筹建温州大学，其办学方针是“以管理和工程为主，培养对外开放和振兴经济的高中级技术人才；学校不端‘铁饭碗’，实行收费走读，不包分配，择优录用”。

　　为了集思广益办好温州大学，市委市政府于7月26日邀来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的温籍专家、学者举行一次座谈会。大家为家乡能创办大学而激动不已，纷纷提出要用改革的思路新事新办，办成一所具有温州特色的新型大学。会后，市财政下拨47.5万元作为筹办经费，将市区蛟翔巷的原市经济管理干部学校撤并到温州大学，校舍作为温大校舍。苏老出任温大名誉校长，魏萼清兼任校长。

　　财政拨款到位后，温大筹建领导小组花了其中的13万元，在蒲鞋市购置9间小型套房，以解决从各地高校引进的部分教师宿舍，余下的钱添置了课凳桌、装修了校舍门面。10月5日，温大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83名考生在当年高考中上了分数线，分别就读文秘和土木建筑两个班。那天，苏老还从上海发来贺电对联：“趁春华，育禾苗，遵三个面向；待秋实，出英俊，展四化宏谋。”

　　温州大学如此迅速地得以诞生，令人惊叹。

　　“三元券”解燃眉之急

　　按计划，温大到1990年要达到2000名在校生规模，然而蛟翔巷的校舍只能再招两三个班，而且只得在校外租借宿舍。开建新校舍迫在眉睫。

　　1985年初，市里决定在市区学院路建设新校舍。地块很快划定了，但建设资金成了“拦路虎”。当时的途径是可以向省政府申请拨款，也可以向海外华侨华人募集善款，但即便如此，资金保障问题仍难以得到解决。如果稍一耽搁，1986年就无法再招生。

　　一筹莫展之际，当时的市政府办公室一个叫金文斌的干部讲了这么一件事：平时上菜场，经常看到有人将一元、两元的零钱丢下不要，从这里可以看出，老百姓不在乎这点小钱，而我们将全市人民的小钱筹集起来，可不是个小数目。金文斌还提出，我们可以向全市发行一种兑奖券，筹集温大建设资金。

　　灵感就这样变成了行动。温大领导小组经研究，认为这种兑奖券一元太小，五元太大，三元最合适，于是印制了“三元券”，向全市发行。市里还召开了一次发行会议，动员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踊跃认购。

　　正当“三元券”印好之际，国务院下发一个文件，严禁各地借兑奖之名发行各类奖券。许多人退缩了，身为校长的魏萼清情急之下来到杭州，向省领导汇报“三元券”情况。省领导认为，“三元券”是改革中的新事物，可以放手一试。然而，大家心里还是有几分担心。有人说最好能有省里对此事的一份书面材料，但省里的回复是这事不可能出具文字材料。当时的市长卢声亮也非常焦急，跟魏萼清商量后毅然拍板，发行“三元券”！

　　差点胎死腹中的“三元券”终于如期发行了，结果筹集249万元。有了启动资金，温大校舍工地机声隆隆，一派热火朝天。待到1986年秋季招生时，温大从蛟翔巷乔迁到了学院路。

　　当年创意弥足珍贵

　　“三元券”之后的几年里，温大从省政府、市政府、海外侨胞和市内各单位先后争取拨款和募捐900余万元，于1991年一期工程全部竣工。三年后，又多方筹措资金完成了二期工程。至此，学院路校区占地161亩，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所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的高等学府。1999年至2004年，温大又进行新一轮改制，并与温州师范学院合并组建了新温大，开创了温州高等院校的新时代。

　　非常之时必得开拓性的举措，遥想当年创意犹感弥足珍贵，如果不以超常规的运作方法创办温州大学，也许就没有今天的新温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