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温州市农村家庭工业蓬勃发展，短短几年，就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 萧云集 摄
|
|
1985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刊发了一则消息，题目是《乡镇工业看苏南 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该报还专门为这则消息配发《温州的启示》的本报评论员文章。正是在这篇本报评论员文章中，“温州模式”的名词第一次出现在媒体上。
“哒哒——梆！哒哒——梆！”这清脆响亮的弹棉敲击声，对于上世纪70年代的温州人来说。就像村前潺潺流过的小河一样，是那样的熟悉、亲切。
今天说起“温州模式”，人们脑子里想起的是那些规模上亿甚至几十亿的民资巨豪，比如柳市的正泰、德力西。而在20多年前，解读“温州模式”的关键词是这两个：十万供销大军、前店后厂型的家庭作坊。
谁是最早的一批供销员？
没人能准确地说出名字。只知道，当时许多在外面弹棉花、做泥水匠的温州人，他们在做活的闲余时间，看到外地有什么好的小商品，就悄悄带点回来。
于是，一带十，十带百，十万供销大军就这样聚沙成塔。
今天大部分的柳市企业老板们都曾是其中一员，像南存辉和胡成中。
上世纪70年代末，瓦匠黄忠平一天的工钱是2元。听说别人跑供销，一天能赚几十元，他再也坐不住了。那天还是正月初四，他就跟着亲戚踏上去太原的征途。经过24小时的轮船，到达上海。然后再坐火车，到太原，到达时已是深夜2点。
黄忠平的装扮在那个深夜等于没穿。薄薄的外套，一条运动裤，尼龙袜子套着一双布鞋。当地的气温达零下20℃。
他哆哆嗦嗦地跟着亲戚钻进“迎泽洗澡堂”，这个店名之所以今天还能记得那么清楚，完全是因为当时黑夜里闪着昏暗灯光的店在黄忠平心里就像温暖的火把。
潦草地靠了三个小时后，亲戚告诉他，现在要分头行动了，能不能拉到业务，看你自己了。
整整十六天，黄忠平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衣服里面热得都是汗，外面被风吹着冻成冰。”
但是跑来的却是一次次的碰壁。黄忠平心灰意冷，盘缠眼看着就要见底，那天，他拖着疲惫的脚步走进汶水县刘胡兰打井队。这里地处偏僻，正是国营企业鞭长莫及的地方，他人生中的第一张订单就此产生，而且金额达5000元。
“那张订单的利润有50％，一下子赚到2500元，在当时真的像中奖一样。”
今天黄忠平是乐清市营销员协会会长。
与黄忠平一样绝处逢生的经历，捕鱼人郑元豹也感同身受。
少年郑元豹一年四季从来没有穿过鞋子，裤子也永远只有一条。那时候吃一碗米饭是件无比奢侈的事，即使是稀饭也要拌进去很多番薯丝。没读几年书，郑元豹就穿着蓑衣，撑船捕鱼以补贴家用。
郑元豹说，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生活，出来跑供销完全就是被“逼”出来的。
因为不会说普通话，认识的字也少得可怜。跑供销遇到的困难很多，有时候甚至连今天跑的工厂，明天就找不到路。因为问别人，人家既听不懂你的普通话，自己又说得稀里糊涂。
今天，郑元豹的身份是中国人民电器集团董事长，共有2万多名员工，其中，营销人员就有1.3万多名。成功的路就是从那个最初的苦难开始一步步磨过来的。
民办教师陈道贤19岁那年辞掉工作，开始跟着哥哥出门订货。1980年，他在自家5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开始捣腾五金电器。员工只有自己和妻子两人。
当时没有电动的机器，一切都靠双手和双脚。“为了钻一根铁芯，不知道脚要踩多少次转轮。脚力练得很好。”
那时候生产产品没有图纸，只有一个“样子”。照着产品，全凭自己摸索着长宽尺度。
最令人头疼的是怎么把货发给对方。那时没有现在四通八达的多种交通工具，唯一的选择就是铁路。“经历了八大王的风波，好几年大家都小心翼翼。白天我们根本不敢送货出去。只能趁着天黑，自己和家里人用担子挑出去。”
现在，陈道贤是中国和平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
同样选择自己开店的还有泥水工伍温荣。1985年，伍温荣拍拍沾满泥点子的衣服，四处筹来2000元，在柳市团结东路开起一家五金店。人家过来问有没有许可证，他说自己只听过“卫生许可证”，不知道卖个电器还要什么证。
电器货号用英文字母和数字组成。“第一次看到这些字母，只觉得跟扑克牌上的差不多。所以把J念成‘丁’，把‘Q’念成‘皮蛋’，这个‘X’实在不认识，想了半天，终于想起来——念‘乘’嘛。”
今天，伍温荣是浙江利尔德继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他不仅会说几句英语，还和韩国人合作做生意。
与柳市的老板们忆苦思甜是件困难的事。他们总是说着说着就跳到今天的企业管理和今后的发展目标。对他们来说，过去的苦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没有时间沉浸在回忆和满足中，他们还需要全力以赴去无止境地往前赶。
他们不善于表达，不善于理论，不善于总结，他们总是用自己的实践为别人的理论创新提供最好的例子。事实上正当饱尝创业初期艰辛的温州人首次受到知名媒体的“表扬”，他们依然选择一心一意埋头做生意。
1985年，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柳市镇原有的15900多个家庭小工厂，他们越来越感觉到单家独户的经营实力单薄，在原材料购销、资金筹置等方面都存在问题。一场新的变革正在酝酿之中。
这一年，他们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积极着手合股联办企业，有三种主要形式：一是数厂合一家，二是组成联合体，三是集资办新厂。
改革大潮潮起潮落，社会进程起伏跌宕，“温州模式”四个字也时而被当作香花，时而被当作毒草地发展。正是因为他们坚若磐石般地一心求发展，才能走到今天。
| 烫起来的头发闹革命 |
| |
 |
|
烫头发是当时的时尚之举。萧云集 摄
|
|
在今天，你想把头发剃光或者全部染成红色，没有多少人会管你。但在过去，头发问题往往蕴含着极为敏感的话题，每一次发型的潮流变化也见证历史的转承起合。
所以我们把眼光放到1985年的一场比赛——温州市首届夏季发型青年大奖赛。这场比赛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不足为奇，可是在当时，却引起不小的风波。
这场比赛举行的时间是1985年7月10日，当时仅有四个版面的《温州日报》，在头版的中间位置刊发了一条篇幅1000来字的消息。随后的半个月，日报一共刊发了五篇相关报道。
在老报纸上，我们读到“云海式”、“S型”、“风凉式”、“双燕式”这些当年备受推崇的发式名称。
温州美发美容协会的副会长林少芬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
17岁时，还在念高中的林少芬因为父亲早逝，不得不开始自力更生，寻求生存。
她向母亲提出要去学习理发。母亲吃惊地望着她。母亲不理解小女儿哪里冒出这样的想法。要知道，上个世纪70年末，理发师傅还是饱受歧视的一份职业。一些人认
为只有不正经的人才会替人理发。
林少芬爱上理发完全是一次偶然。那年，她曾经陪着姐姐去做头发。经过理发师的一番巧手，姐姐整个发型大变，想不到由此带来整个人也焕然一新。林少芬觉得这个活挺有意思。
她说服母亲，去当时温州市区知名的金光亮老师那里学习理发手艺。
1985年，从乐清嫁入市区的林少芬在家门口珠冠巷经营起自家的发廊。想不到，事业就从此起步。
温州人热爱追赶时尚的潮流，而这种爱美的心情因为压抑多年，反而积聚更多的能量。解放初期，人们将发式与革命联系在一起，所以发型只能单一而刻板。那时有一种不成文的理论：梳一条辫子是封建主义，梳两条辫子是资本主义，披肩长发则是修正主义。女红卫兵、红小兵们为显示自己的革命精神，不少人剪去自己的大辫子或长发，改造成“运动头”或“男式头”之类。
一时间，发廊群起．人们的情绪高涨。
林少芬回忆说，那时的发廊，其实只有十几个平方米。里面摆着一张藤椅，一盏日光灯，一面镜子，一把铝合金的吹风机和一副剪刀和梳子。
店里必然还有一个煤球炉，负责烧开水供客人洗头。洗头用的是肥皂粉，烫头发的药水只要2元一斤。
林少芬回忆说，那时候的烫发是个巨大的工程。满头要用彩色的卷筒发头发先卷起来，然后再附上毛巾，再在玻璃盖下坐个2~3个小时，之后还要慢慢等待自然凉,然后洗发、剪发、再吹发。烫发现在用的是电棒，过去用的是电烫钳，需要在煤炉里烧一下，才能把顾客的头发烫出一个卷来。
最初的时候，吹头发只要三角五，烫头发只要1元五角，当然，随着花样的不断翻新，价格也开始不断变化。
那时候烫发，还要冒着夫妻吵架的危险。那时烫头发至少需要半天，加上排队的时间，往往要耗上一天。有些家庭主妇一早出门，晚上顶着一头“爆炸”的时新卷发，难免引得老公的猜疑。
深更半夜的时候，时常会有老婆拉着气乎乎的老公到林少芬店里，请她做个证明，证明自己没有去打牌，没有去跳舞，这一整天都在这里烫头发。
就是这样，每天还是有许多客人慕名而来要求烫发。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人们头顶的风光也变得越发多姿多彩。
几十年的摸索，温州美发界换了一拨又一拨的人。但已经年过半百的林少芬依然像年轻人那样孜孜不倦地在这个行业里学习着，创造着。
上世纪70年代末期，温州街头逐渐出现了染头发的“金发美女”，但是数量很少。发型犹如一场革命，有点惊天动地的味道。第一批烫了卷发的人，走在路上，回头率几乎百分之百。烫一个头发，还会引来许多无端的猜疑，比如说那个人是不是想出风头之类的。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女士的烫发犹如雨后的春笋，“爆炸式”、“水波浪”、“六分头”、“雄鸡头”比比皆是；男子则出现了“中分”、“偏分”发型，特别是港台明星的发型更是受到大家的追捧。
| 菲亚特轮子上滚动的一个时代 |
| |
 |
|
八十年代，菲亚特是温州的“城市雨衣”。王曙 摄
|
 |
|
留在市博物馆里的最后一辆菲亚特。叶卉 摄
|
|
人们总是把时代的发展比喻成滚滚的车轮，回忆1985年，记忆无法绕过四个轮子，那就是菲亚特。
1985年开始，菲亚特开始穿行在温州的大街小巷，以其灵巧的身影和平民的价格，迅速博得温州人的青睐。直到今天，依然有人把“打的”固执地称为“打菲亚特”。
要在温州聊菲亚特的话题，无法回避一个人——张朝荣。就是这个个子不高，脑子灵光的温州小子，牵起了温州人和菲亚特的这段特殊情缘。
1985年，原先在浙江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当技工、后又回温州承包工程的张朝荣，正遇到一个难题。前不久他一口气从上海购买了30台跳蚤（当时的一种三轮摩托车，跑起来咯嘣咯嘣直跳，所以被温州人戏称为“跳蚤”），他正摩拳擦掌准备在这几个轮子上开始新的生意，却被告知，市政府已经禁止给“跳蚤”上牌。
张朝荣懊悔自己怎么会连这么关键的信息都不知道。
已经压上大笔家当，张朝荣进退两难。
事情的转机就在不经意的一刹那发生改变。那天，张朝荣经过一家单位门口，看到院子里停着一辆精巧的“小家伙”。
“红色的外壳，看上去充满了精气神。四个轮子加上小巧的外形，一副随时准备出发，哪里都不怕的样子。”张朝荣马上爱上了这辆车。他跑进大院，四处打听，别人告诉他，这是菲亚特。上海买的，价格9397元。专业型号称为菲亚特126P。
灵感的神箭就在那个时刻射中了张朝荣。商业嗅觉灵敏的他想，温州的路小，大车开不了，“跳蚤”坐起来不舒服，这种车正适合，如果将此车用来作为出租车投入运营，定有赚头。
当时的张朝荣还不会开车，他说通了菲亚特车主，叫了个会开车的朋友，让他驾着那辆菲亚特，将温州市区的大街小巷跑了个遍。结果发现，这辆车非常适合温州，整个温州城只有两条小弄堂进不去。“小、快、灵”的菲亚特，最适合在市区信河街上的七十二条半小巷里进出。
张朝荣瞅准时机，发动亲戚朋友，找了会开车的30多位司机前往上海买车。
“那时候还没有百元钞，也没有银行卡这么方便。几十万元的钱被我们装进几个编织袋中。塞在车子的座位底下，就这样一路小心翼翼地看着。”
60辆菲亚特浩浩荡荡地一路开回温州，这样的场景就是放在今天也足够引起轰动，何况在二十多年前的温州。
随后，张朝荣成立了温州五马汽车出租公司。从那以后，温州的大街小巷出现了菲亚特出租车的身影，且越开越多。当时的价格是：起步三公里内，收费二元四角，后每公里曾收六角。
张朝荣回忆，刚开始，乘坐出租车没有一个统一的价格，跟以前的三轮车一样，乘客可以跟司机讨价还价。几经调整，最后张朝荣将价格统一定为５元。价钱虽不便宜，但是市民们基本上也都能接受。并很快淘汰了“跳蚤”，大家都以坐菲亚特为荣。
菲亚特的火爆让张朝荣成为城市高收入一族。之后不少人发现了这个商机，相继创办了很多汽车出租公司，温州的出租车数量随之直线上升，出租车行业也得以迅速发展。
据统计，菲亚特126P这一款在中国共计销售有七千多辆，其中，温州就占了四千多辆，占全国总量的一半以上。
菲亚特出现时，正逢温州经济开始发展，而且温州经济发展的前十年，发扬了“小商品、大市场”的特点，张朝荣的创业精神与菲亚特在“夹缝中、小路上”不断前进的特点很相似。它虽然有抛锚、也有出事故的时候，但是“小、快、灵”，这也与温州经济的发展很相似。伴随着菲亚特滚动的车轮，温州人走上了致富奔小康的道路。
随着温州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菲亚特”自1994年起开始退出市场，这年的10月，市政府发布通告，限定市区“菲亚特”在1996年12月26日前全部报废更新。
2003年，温州市博物馆新馆征集部分展品时，向市汽车设备更新回收总公司提出想找一辆菲亚特整车在新博物馆展出，得到了回收公司的支持，回收公司认为应该找温州最后一辆菲亚特送进博物馆更具有历史意义。筛来选去，选中了一辆车牌为浙ＣＴ2812的白色菲亚特出租车。这辆车于1996年11月30日被市汽车设备更新回收总公司回收报废。
从菲亚特身上尝到甜头的张朝荣继续在轮子上探索。
1995年，张朝荣的鹿城运输总公司与温州市公交总公司合资成立温州公交鹿城中巴有限公司，打破了当时温州国有公交企业的垄断局面，并在竞争中快速发展。2003年，张朝荣以每年800万元的价格买断了十堰市城区公共汽车22条线路、18年的特许经营权，成为“市州级城市公交整体民营化的国内第一人。”
当年，《工人日报》和《经济日报》曾对此深入报道，并期待此次改革是“多赢”之举，为国内其他城市公交改革提供借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张朝荣曾经准备在十堰干上18年的梦想最终没有实现。
眼下，张朝荣正在和他的团队与十堰市政府进行最后的谈判。他说，从经营菲亚特出租车开始，我就注定要走一条别人从来没有走过的路。这条路上，有鲜花，也有荆棘。我不会后悔，因为温州人就是这样敢拼的。
|
数字1985
|
| |
1985年，全市人均收入417元，比1980年增加两倍。
1985年，永嘉县桥头镇“万元户”占80％。
1985年，全市农村每百户自行车拥有量近60辆。年轻人开始追求品牌高档的自行车。这时还掀起一股“摩托热”。乐清还成立了“摩托车协会”。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出现，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1985年，过去很少问津的呢绒、绸缎等高档衣料和服装已普遍进入农户。西装、连衣裙、风雪衣、健美裤等时装款式开始流行。
1985年，人均住房面积16.62平方米，沿海一带农村开始出现“建房热”。宜山、金乡、龙港、柳市等80％以上的农民盖了新楼房。大理石、抽水马桶等现代家具设备开始进入普通人的家。
1985年，富起来的农民企业家意识到知识的重要，开始不惜代价地把子女送往上海、杭州等地学习。当时初中三年的代培费需要1000元，高中三年需要2000元。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