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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一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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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承立 实习生 姜逸冉
“挑灯夜战”
追捕松台山
捉蟋蟀不简单哦，你听到蟋蟀在叫，一走到近前，那声音就没有了，很远的地方又有特别响亮的鸣叫传来，它会声东击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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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的陈国伟住在市区鼓楼街，农历七八月份的晚上，他和鼓楼街上近四五十个少年好友还有几个大人，每个晚上三两结伴带着手电，备着做好的蟋蟀罐，在松台山上一呆就是三四个小时。
“蟋蟀并不好捉，捉蟋蟀也很讲究技术，既不能让它受惊，更不能让它有丝毫受损。尤其是当时市区能捉蟋蟀玩的地方实在有限，松台山更是反复被大家‘围剿’，蟋蟀洞旁还有蛇穴，捉蟀者必须十分注意。另外，蟋蟀很聪明，见人来捉，逃得快。”陈国伟说，每个夜晚鼓楼街一带几十人上山，一晚上能逮到的蟋蟀也只有20多只。不过，对这些战利品，孩子们已经很高兴了，一次捕捉后可以玩上三四天。
“捉蟋蟀不简单哦，你听到蟋蟀在一个地方叫，一走到近前，那声音就没有了，很远的地方又有特别响亮的鸣叫传来，它会声东击西。当然，它再聪明还是逃不过小孩子的眼睛。”本月23日，一大早来妙果寺花鸟市场买蟋蟀的郑鲁对记者说。“不过，我们也不是见到蟋蟀就逮。尾部有一对长长毛须的，是雄的，我们称它为‘二枪头’；尾部另外多出一条产卵管的，是雌的，我们称它为‘三枪头’。对‘三枪头’我们基本没有兴趣，因为只有雄的善鸣善斗。”郑鲁孩提时住在打铁巷，当年常去华盖山捉蟋蟀。
路灯底下
“沙场秋点兵”
一只好蟋蟀只要战败一次，便从此丧失斗志，对它的主人来说也就没有价值了，只得开盒放掉了。
与陈国伟、郑鲁等年纪相仿的中年人，当年抓蟋蟀、斗蟋蟀不具专业性。如同郑鲁说的，那个年龄的孩子捕捉蟋蟀没有专业的网罩、锥子等一套工具，只是带上几节竹管、火柴盒或纸折的卷筒（均用来关放蟋蟀），就到处去搜捕。
“我们捉来的蟋蟀，绝对不是‘大将军’的料子，但也够好玩的。”郑鲁说，小伙伴们都会把蟋蟀放在瓦盆里，盖上留着气孔，饲以几粒白米饭，待找到对手时，就把两头雄蟋蟀放进同一个盆里，用绑上毛发的小棍子撩拨它们的触须，挑起怒火，两只蟋蟀就会不顾死活地缠斗在一起，孩子们看得可起劲了。
据陈国伟回忆，他家隔壁有一“长人”，身高1米9左右，手非常巧，能做各种蟋蟀罐。他做的罐是用类似于现在三合板的废弃材料做成。当时鼓楼街整条街的孩子抓来蟋蟀，绝大多数都是放在他家里养。
当时他们喂食蟋蟀主要是用米饭，一粒米饭就可以让蟋蟀吃上一两天，有时放些水果碎末，它也能嚼上好几天。
捉来的蟋蟀很少有当夜斗的，先要让蟋蟀休息、压压惊。那时孩子们斗蟋蟀最多的是在鼓楼街头。在昏黄的路灯底下摆上一张长桌，小伙伴们拿着自己的蟋蟀挨个轮流上场，那情景似“沙场秋点兵”。
斗蟋蟀可以说是好戏连台。两只雄蟋蟀一见面开始还比较和气，当被人撩拨时，它们就气不打一处来，先是竖翅鸣叫一番，身子往后一挫，浑身抖动，向对方示威。然后就迅速攻向对方，头对头，各自张开钳子似的大口互相对咬，也用足踢，打得不可开交。蟋蟀的12条腿在地上蹬来蹬去，相峙着斗智、斗勇、斗体力。这样可进退滚打三五个回合，到头来败者无声地逃逸，胜者则高竖双翅，傲然大声长鸣，显得十分得意。
斗罢，伙伴们会给蟋蟀封“头将”、“二将”、“三将”，大约“三将”之后都是“败军之将”。
一只好蟋蟀只要战败一次，便从此丧失斗志，对它的主人来说也就没有价值了，只得开盒放掉了。
战前过秤
分个“重量级”
同场竞技的蟋蟀要称体重，颇似现在的拳击比赛，分多少多少公斤重量级或轻量级等，主要是为了公平。
记者在松台山采访时，偶遇温州大学退休教师何国光。现年80高龄的他介绍了六七十年前温州人养蟋蟀、斗蟋蟀的旧事。
养蟋蟀讲究的是蟋蟀罐儿，当时温州很多质地上乘的蟋蟀罐都是从上海买来的，有些上海摊贩看到温州有市场，还特地挑着蟋蟀罐到温州走街串巷来卖。当时不少玩家的蟋蟀罐要花费几个铜板甚至几个银元，好的蟋蟀罐就像现在的名牌包一样，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那时，何国光在一家陶瓷厂当学徒，自己烧制了一些蟋蟀罐，盛着蟋蟀玩玩。
蟋蟀罐儿有瓷的，也有陶的，最好的是用澄浆泥烧制的，罐口儿大、膛儿深、壁厚，上面有盖，其优点不在它的外观，而是在罐底垫些按比例混合的黄土、黑土和白灰，保温保湿性能好，适于蟋蟀生存。
人们养蟋蟀为是就是斗蟋蟀。斗蟋蟀有许多讲究，真正的玩家要备好“战场”，下请帖。正式比赛时，用专门的“斗盆”作为战场，有专人担任裁判，还有专人负责核准参赛蟋蟀的体重。
“同场竞技的蟋蟀要称体重，颇似现在的拳击比赛，分多少多少公斤重量级或轻量级等，主要是为了公平。”何国光介绍。当时斗蟋蟀之前，要把蟋蟀放在专门的“舀子”里，用专门的秤称出蟋蟀儿的体重。秤杆有象牙的，比筷子还细，固定在一个一尺见方的红木框子里。它能把蟋蟀的体重精确到一两的万分之一。一般蟋蟀的体重在六厘左右，八厘就是大蟋蟀了。不过，当时温州民间用来称蟋蟀体重的主要还是中药铺里的戥子。
“斗蟋蟀场在茶馆，在路上，更多的是摆在某个玩家的家里。罐一般摆在长桌中央，观众一般要距蟋蟀盆1米左右，以防止靠得太近，呼吸和‘唾沫星子’干扰比赛。”何国光看过的蟋蟀比赛不下百场。
比赛开始后，赛场上基本上是鸦雀无声，当蟋蟀酣斗时，人们才会鼓掌、欢呼。赛事激烈，犹如看拳击比赛。蟋蟀斗士，有的勇猛，有的狡猾，你来我往，有进有退，有时双方纠缠撕咬在一起，就像摔跤场上的两名勇士。蟋蟀得胜，主人心花怒放；斗败了，主人自然沮丧。
下篇 今朝又闻虫儿鸣
蟋蟀买卖今又兴起
目前在我市销售的蟋蟀品种主要有山东普通蟋蟀、宝塔蛉蟋、安徽黄蛉蟋等，每只价格在3元至5元，而用于饲养蟋蟀的塑料小罐子每只10元左右。
目前，在市区妙果寺花鸟市场、鼓楼街等地的花鸟店里夏末秋初时常有蟋蟀销售。
目前在我市销售的蟋蟀品种主要有山东普通蟋蟀、宝塔蛉蟋、安徽黄蛉蟋等，每只价格在3元至5元，而用于饲养蟋蟀的塑料小罐子每只10元左右。
“蟋蟀生意是挺红火，不过靠卖蟋蟀一年赚不了多少钱，因为蟋蟀成熟时是在7月底到9月末，也就是农历七八月份。目前温州的蟋蟀市场跟多年前不同，用来‘听声音’的多，用来‘斗’的少见。”妙果寺花鸟市场的老板叶寿春卖鸟之外的副业是卖蟋蟀，一个夏秋之交他能卖出1000多只蟋蟀。
想起四五年前第一张蟋蟀订单，叶寿春还是很激动。当时叶寿春琢磨着蟋蟀可能成为盈利新项目，就立马奔赴山东，花了几天时间才与山东那边的蟋蟀经营户接上头，也学了不少挑选蟋蟀的经验。“山东那些批发的蟋蟀主要是在田间地头抓的，现在温州这边已经没有人乐意大热天跑到山上去抓蟋蟀了。”叶寿春说。
据说山东的蟋蟀也比南方的更受欢迎。一方水土养一方虫，山东四季分明，雨水充足，传统种植业发达，蟋蟀简直掉进了米缸；尤其是山东宁阳一带，出产铁头青背、花顶淡紫、银牙淡紫、铜头铁背、阴阳翅，这些蟋蟀天生块头大，骨架结实。
现在，叶寿春与山东的蟋蟀卖家关系密切，山东那边会送货上门。叶寿春基本上一两个星期就会从山东订一两百只蟋蟀。而每批蟋蟀都在每周五到周日对外出售，很快就会被卖光，买者主要是一些中老年人。
“天籁之音”催人入眠
他们把蟋蟀装在塑料瓶子里，摆到了自己的床头。他们说，听着蟋蟀的“唧唧”声会更容易睡着，睡得也更香。
现在温州市场的蟋蟀顾客主要是中老年人，他们买蟋蟀，是为了重温儿时的旧梦么？
记者多天在花鸟市场蹲守并在市区中山公园、松台山、华盖山等地走访，想了解市场又见蟋蟀的原因。
古语有云，“促织鸣，懒妇惊。”蟋蟀的叫声会敦促妇女起来织布，大有“闹钟”的功用。而如今，蟋蟀善鸣的功能在我市一些中老年人的床头再次发挥了作用。他们把蟋蟀装在塑料瓶子里，摆到了自己的床头。他们说，听着蟋蟀的“唧唧”声会更容易睡着，睡得也更香。
家住文华大楼的市民刘先生就是“枕”着蟋蟀的鸣叫声入睡的，蟋蟀的“天籁之音”大大改善了他的睡眠质量，而在此前，失眠一直困扰他。记者在妙果寺花鸟市场见到他时，他正在挑选新蟋蟀。此前他家里“收养”的第七只蟋蟀，由于前些日子出了一次差，没人喂养，死了。“本来放几粒米饭它可以吃上几天的，可是不知怎的，它却绝食了，可能是主人不在，得了‘相思病’吧。”刘先生有点惋惜。
刚四十出头的刘先生开始养蟋蟀很具偶然性。2006年夏末的一个周末，他在花鸟市场闲逛时偶然听到蟋蟀的“唧唧”声，如获至宝，现在对于蟋蟀他可颇有研究。他知道蟋蟀的“唧唧”叫声不是出自嗓子，而是出自振动的翅膀。“蟋蟀右边的翅膀上，有一个像锉样的短刺，左边的翅膀上，长有像刀一样的硬刺，左右两翅一张一合，相互摩擦，就可以发出悦耳的声响。”
“现在市区也有人养安徽黄蛉蟋的，这种蟋蟀体形十分清丽乖巧、活泼洒脱，前面有一对能闪动的细长触须，后面有两条既长又有力的后腿，加上金黄的体色，金光闪亮，显得雍容华贵，落落大方。”刘先生除了要挑选一只山东普通蟋蟀再摆在自家床头外，还要挑一只黄蛉蟋送给他父亲，“黄蛉蟋非常勤劳，白天黑夜都鸣叫，傍晚清晨鸣叫更欢、更响亮，节奏较急而快，声如‘铃、铃、铃……’连续不断，清晰而有韵味，比金蛉子还清脆响亮。”
刘先生还买了透明的有机玻璃盒，这样“主人”可以随时观赏到黄蛉蟋蟀美丽的身姿，外出塞在裤兜或上衣口袋携带也很方便。
家住蒲鞋市的王老伯，身体健朗，鹤发童颜，养蟋蟀养鸟，情趣盎然。
王老伯家的蟋蟀并不是在温州市面上购得，而是托经常往返山东的朋友在当地买来，这些直接从山东挑来的蟋蟀看起来更加个大、劲足，叫得也更欢。
“蟋蟀的叫声给家里营造了一种特别温馨的气氛，在家踱步犹如散步在田野山间，很是享受。”王老伯借用前人的说法解释蟋蟀为他的生活带来的情趣：“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主要指蟋蟀）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声，水际听欸乃声，方不虚此耳。”
是的，在这个充满喧嚣的时代，能摒弃杂念，凝神静气细听蟋蟀奏鸣，在都市里谱写自己的新田园牧歌，的确是美好的享受。
蟋蟀明日
何去何从
斗蟋蟀，图的是观赏与娱乐，如果是为了赌博获利，利益驱动，就失却了静听秋虫唧唧，增添生活情趣的初衷了。
记者在市区调查走访的数天里中，鲜有看到“斗蟋蟀”。卖蟋蟀的老板也提醒记者，目前在温州市面上卖的蟋蟀多为了给中老年人“听声音”的。
自建国后，蟋蟀很长一段时间被看成是骄奢淫逸阶层的玩物，斗蟋蟀这始于唐朝的传统民俗几乎从此销声匿迹。而现在，北京、上海、杭州、山东等地，都早就有了斗蟋蟀的专业比赛，有点儿类似西班牙的“斗牛”，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加盟，成为一种“时尚”代名词。1990年北京亚运会龙潭庙会，首开全国蟋蟀比赛先河。另外，北京、上海等地也纷纷成立了蟋蟀协会，吸引蟋蟀爱好者加入。记者在采访中接触到一些蟋蟀玩家，也希望能在温州组织蟋蟀比赛，重拾传统民俗文化。
但值得注意的是，个别地方也出现了通过“斗蟋蟀”从事赌博的案件，公安机关多有查处。自古以来，用斗蟋蟀赌博的并不鲜见，八旗子弟“玩物丧志”也让人记忆犹新。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名篇《促织》，描写官府为了向朝廷进贡蟋蟀，逼迫百姓捕捉，书生成名为此而倾家荡产，终于捉到了一只上品蟋蟀。但成名9岁的儿子因好奇不小心弄死了蟋蟀，惊惧之下跳井身亡，最后灵魂出窍，化身为一只战无不胜的蟋蟀，为父亲赢得了万贯家财。结局虽然圆满，但仍然使人悲从中来。
相比温州，杭州、上海等地斗蟋蟀热闹红火许多，同样带来的问题也不少，除了赌博谋利，还有炒作虫子身价想要一夜暴富的。
据杭州一媒体报道，当地一位玩家说得中肯：“虫子有好坏，身价有高低是很正常的事，但一味炒作虫价不是件好事。虫子的身价炒到几万元，那么高，养虫的怎么舍得让它下场做生死搏斗，除非是下注赌博，这不就是犯法么，我们这些正经养虫人的名声都被带坏了。其实，养蛐蛐也算是我们国家独有的民俗文化，过去的玩家大都斗而不赌，谭鑫培、余叔岩、程砚秋这些名艺人都有这个爱好。应该成立一个蛐蛐协会，请行家来谈谈门道，把养蛐蛐引导向一种正当爱好，培养起老玩家们那种优雅闲适之气。”
斗蟋蟀，图的是观赏与娱乐，如果是为了赌博获利，利益驱动，就失却了静听秋虫唧唧，增添生活情趣的初衷了。
如今在温州市场上出现的蟋蟀，大多数成了催眠曲的演奏者，也让久居水泥丛林的人们重拾童年记忆，这算是温州人为蟋蟀开发的“新功能”，也为人们的都市生活平添了乐趣。在发扬传统文化的同时，如何存其精华，去其糟粕，在蟋蟀身上，也是一个值得思索的话题了。
